李大钊为何没有出席一大

艺术学院  刘笑尘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但在出席党的一大的代表中却没有李大钊，这其中有什么样的原因呢？关于这个疑问，目前有三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公务繁忙。李大钊是北大教授兼任北大图书馆主任，正值北大学年结束，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张国焘在作品《我的回忆》中写道:“北京支部应派两个代表出席。各地同志都期盼李大钊先生能亲自出席；但他因为正值北大学年终结期间，校务繁忙，不能抽身前往。结果便由我和刘仁静代表北京支部出席大会。”当时，李大钊还忙于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工作。朱务善回忆说:“我记得1921年初，邓中夏同志到北大平民教育讲演团找我谈话，大意是问我是否同意赞成马克思主义学说，及是否同情于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我对于他的问题的回答是肯定的，同时我们认为我们的社会运动应当和我们的工作目的结合起来。有一次，我和邓中夏到北大图书馆找李大钊同志，共同商议如何组织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如何在青年的革命队伍中，加强我们的组织。经过了几个月的筹备，我们就把时间定于1921年年底。

此外，在1921年六七月间，李大钊还在为筹备并出席在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奔忙。“少年中国学会”成立于1918年7月。每年7月，“少年中国学会”召开年会，与党的一大召开的时间大体一致。据史料记载，是邓中夏而不是李大钊参加1921年7月1日在南京召开的“少年中国学会”。虽然李大钊自己没有亲自去南京参加“少年中国学会”的年会，但他作为该会的骨干领导成员，为年会的筹备工作以及日常事务做了很多的事情。

第二种说法是李大钊参与了领导索薪斗争。这种提法最早是罗章龙提出来的。他回忆说：“1921年暑假将临的时候，我们接到上海方面的通知，那时陈独秀亦从南方来信，并不在上海，要我们派人去参加会议，我们对会议的性质并不如事后所认识的那样，是全党的成立大会。时北方小组成员多在西城辟才胡同的一个补习学校兼课，就在那里召开了一个小组会议，会上推选赴上海任职的人员。守常先生那时正忙于主持北大教师索薪工作，在场的同志又因有工作而不能分身，我亦往返长辛店、南口之间，忙于工人运动。张国焘那时已在上海，于是推选张国焘、刘仁静两人出席。”这次索薪斗争到7月28日胜利结束，而此时距一大闭幕却只差不到三天了。

第三种说法是对党的一大会议的意义重视不够，李大钊没有参加党的一大的根本原因是因为北京小组的成员没有预见到党的一大的历史意义，他们接到李达自上海寄来的通知后，认为是一件不大的事情，在组织活动中就没有惊动李大钊。他们互相谦让后，推举张国焘和刘仁静两位学生为代表。北京党的早期组织的重要成员刘仁静回忆说:“1921年夏天，我们在北京西城为考大学的青年办了一个文化补习学校，由邓中夏教国文，张国焘教数理，我教英文。有一天，我们接到上海通知，要我们派两个代表赴沪参加建党会议，于是我们就在这个学校开了一个选举代表的会。”选举时，“我依稀记得，那天李大钊没有出席。当时出席会议的人都同意派代表赴上海开会，但并没有谁想到是去出席一个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会议，也没有谁想争当这个代表。”“我记得会上没有选李大钊。”刘仁静在回忆中还说，“由于对一大的历史意义认识不足，一般习惯于在组织活动中不惊动李大钊，因而没有选举他是并不奇怪的。”当时北京党的早期组织选举党的一大代表的“实际情况是：大家一致选张国焘当代表。在选第二个代表时，曾经提出过邓中夏和罗章龙，然而他们十分谦让，以工作忙不克分身为由谢辞，这样最后才确定我当代表。”刘仁静说：“总之，选代表的那次会议是认真的，气氛也是好的，缺点在于我们没有预见到党的一大的历史意义，因而使得这莫大光荣不适当地落到我的头上。”

实际上，导致李大钊没有出席党的一大可能不是某种孤立的原因，更可能的情况是上面这几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