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人意料的一大主持者

艺术学院  邹萌

1921年6月，共产国际派马林和尼科尔斯基来到中国。在上海，他们二人与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取得了联系，开始指导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事宜，李达分别写信给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经过商量后，决定7月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成立大会，然后由李达向各地党组织发出通知，要求各地派两名代表到上海开会。马林初到中国，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自居。他趾高气扬，盛气凌人的姿态让书生意气的李达、李汉俊颇为反感，况且李达、李汉俊二人也十分有个性，李达学者气很重，是一位秉性直率的人，李汉俊也是一位学者型人物，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有着很深的研究，不轻易附和人家，爱坦率表达自己不同的见解，因而李达、李汉俊二人对马林采取了不合作态度。此时，一大会议的筹备工作迫在眉睫，许多问题因三人不能达成一致意见而难以进行，所以当时不论是马林，还是李达、李汉俊，都急切地盼望着有一个人能居中调停。而当时各地共产党组织中，最具影响力的就是陈独秀创建的上海共产党发起组和李大钊创建的北京共产党组织，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与马林发生矛盾后，能调解矛盾的就只有北京共产党组织了。就这样张国焘被北京共产党组织选举为党的一大代表后，立即赶赴上海参与大会的筹备工作。

张国焘来到上海后，为了缓解李达、李汉俊与马林之间存在的矛盾与分歧，就去拜访马林。马林或许是因为与李达、李汉俊发生矛盾的缘故，所以对张国焘的态度和气了不少，接触中彼此之间还算融洽。就这样经张国焘的努力，马林与李达、李汉俊之间的矛盾得到缓和，随后张国焘便与马林、李达、李汉俊等人一起筹备一大。

当各地代表陆续抵达上海后，预定举行大会的日期也日渐临近，而会议原定的主席，也就是一大会议的主持人陈独秀仍未到达。陈独秀早在上海共产党发起组成立后不久，即1920年10月，应广东省省长陈炯明之邀，到广州任广东省教育委员会委员长，上海党组织的书记职务就由李汉俊代理，后来又由李达代理。在陈独秀缺席的情况下，大会总要有个主持人，最后由各地代表提议，后经马林同意，张国焘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会议的主持人，即会议主席。就此，党的一大代表包惠僧曾回忆说：“我们开会推了张国焘为会议主席，这也是事前得到马林同意的。”

尽管成为党的一大主持人，但是张国焘的一生，曲折、诡异。他后来曾经担任了红四方面军最高领导者，但在长征途中反对正确的北上方针，以至另立中央，走上分裂道路。1938年清明节是例行的祭黄帝陵的日子，张国焘利用这个机会离开延安，投奔国民党，来到西安。他在回忆录中说：“这是一次冒险，可是心情感到特别轻松。”至此，张国焘走上了变节者的不归之路。

投奔国民党之后，张国焘被安排进戴笠负责的军统，并被委以军事委员会中将委员。军统总务处处长沈醉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中回忆：戴最初对张国焘寄以极大的希望，满以为只要张肯卖一点力气，便可以把共产党搞垮。张国焘说要办一个训练班，由他来培训一批专门人员，戴笠马上挑选各训练班毕业学生中最优秀分子送去给他训练。他说要在陕甘宁边区设立一些策反站，戴笠马上照他计划办理。真是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这时张国焘不仅是戴笠宴客时座上最受欢迎的嘉宾，也是戴笠最引为得意的部属。他每次请客准备邀张国焘去参加时，往往先告诉他的朋友，并且用很骄傲的口吻向朋友们介绍说：“明天你来吃饭时，便可以看到共产党里面坐第三把交椅的人物了。”

虽然国民党对张国焘寄予很大希望，张国焘本人也使尽浑身解数，但是始终没有取得令国民党满意的反共成果，戴笠的态度开始发生很大转变，派人对其进行监视，取消各种优厚待遇。军统特务们跟着处处为难他，以致张国焘对友人哀叹说：“我是身家不清白的人。”

军统是待不下去了，张国焘找到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朱家骅，谋了个国民参政员的头衔。抗胜利后，他又被安排到善后救济总署江西分署任署长，但是由于和江西省省长王陵基积怨甚深，遂主动辞职，来到上海。

当解放战争形势迅速发展，国民党败局已定的时候，1948年11月，张国焘携全家秘密来到台湾。但在台湾，他备受冷遇，最终连赖以栖身的住处也被东南军政长官公署强行征占。台湾无他立足之地后，他来到香港。

在香港，张国焘与顾孟余等人发起“第三势力运动”，可又被顾孟余等排挤出局。走投无路的他，来到一家小报馆担任主笔，以写点评论的稿酬养家糊口。在国际黄金市场价格上涨的利益驱动下，他以仅有的5000美元作为启动基金，做起了黄金生意，谁知刚有点斩获，黄金价格就一路下滑，不仅分文未赚，而且血本无归，之后过起一贫如洗的生活。

在困境中，张国焘想起了大陆。1955年，他通过香港友人向北京提出请求，想送次子去广州中山医学院读书。经周恩来批准，他的次子来到广州读书，后成为医生，在美国从医。党的八大召开时，他又通过这位友人向北京捎去想回大陆的信息，北京的回复很简单，只要公开承认错误，回大陆的门是敞开的。可他不愿认错，这扇门又被关上了。就在他山穷水尽时，美国堪萨斯大学找上门来，让他撰写个人回忆录，并答应每月付给2000港元的研究费，他的日子这才有了起色。他废寝忘食，终于完成了百万字的《我的回忆》。1966年，香港《明报月刊》又买了他的版权，开始连载，并于1973年分三册出版，他由此赚了一笔稿酬。

1968年，张国焘离开香港，移居美国。不久，又移居加拿大多伦多。1973年，他突然中风，因行走不便被送人官办的免费老人病院。多伦多老人病院的护理条件较差，一间狭窄的房间里住着两个不能自理的老人。北美的冬天刺骨寒冷，而暖气又时断时续。这天深夜，他冻得实在难熬，因按铃求助摔到地上。第二天清晨，医生发现时，他已被冻僵。死后，他被安葬在多伦多公墓，逝年82岁。